栏目导航
布袋除尘器
行政法学:推进理论创新与法治政府建设
时间:2021-11-25

  作者: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玎

  摘要:应从宪法—组织法—行政许可法三个层次、授权与限制两个方面整体把握我国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定权之规范体系。在界定是否为行政协议时,需通过三个层次进行判断:协议中权利义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协议中权利义务的来源;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中是否有部分可能质变为行政权。区域法治水平差距存在影响国家法治平衡和统一的可能性,也会加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特点探索加快法治进步的着力点;政务公开对于法治相对落后地区可以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倒逼作用;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公众参与力度,提高行政决策民主化程度,增强公民对于法治进步的“获得感”。指导案例编写应遵循接受“母本”裁判文书中事实内容和裁判理由中主干逻辑框架拘束,补强理由中论证理由的规则。

  2017年,行政法学界不断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围绕行政法学重大理论问题和法治政府实践,产生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出重大部署,报告提出“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体现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报告还重申“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法治政府建设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学界不断深化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2017年度,共出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著作40余部,在23种法学CSSCI核心期刊共发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论文220余篇,为行政法学理论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贡献了理论智慧。

  2017年,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学理论创新,以及行政组织法、行政许可法法律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学界试图通过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不断完善行政法理论体系,准确把握行政法学发展的时代脉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发展创新道路。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提出,我国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在体制及设定权的规定方面,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首创,由此促进了立法法的制定,也开启了地方的行政程序立法,走出了先地方后中央的探索之路。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关保英认为,技术标准的运用已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精神,然而,技术标准大多数是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形式出现的,其主要内容存在于国家颁布的正式行政法典则之外。为此,对于如何鉴定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鲍绍坤认为,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和方法;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叶必丰认为,大部制改革应进一步深化,明确地方主体、赋予地方终局性处理权、按治理需要配置地方事权,减少和优化行政机关间的横向关系,通过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整合行为法机制。苏州大学教授王克稳提出,如何清理和有效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以确保清单之外不再有变相审批权力的存在等,是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建构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金自宁认为,应从宪法—组织法—行政许可法三个层次、授权与限制两个方面整体把握我国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定权之规范体系。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与之密切相关的土地法律问题接踵而至。尤其是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成为当下热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张保红提出,实践中存在对宪法规定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曲解,不利于保护土地权益人利益,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应当根据新解释予以重新修订。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徐键提出,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应当剥离所有制的权力性支配职能;土地公有的公共职能则应聚焦于居住权的保障和土地收益的分配。东南大学副教授熊樟林认为,将土地征收决定认定为终裁行为只是对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的类推解释,既与设立设定终裁行为的基本法则难以融通,也应当在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迅速加以撤除。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厦门大学副教授孙丽岩认为,通过制定法及判例确定的传统征收过程的时间维度,以及政府征收前行为实质性影响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维度,是美国法同时采用的两个节点,本质上对政府行为起着制约作用,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回归公平补偿的核心原则。